Excellent article on dialects, multiculturalism,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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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2日17:37 中国《新闻周刊》

　　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

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

　　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

化进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

方言物种的濒危，告诫当代中国人，尊重方言，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

　　方言，不是时代的对手？

　　新时代的曙光照进了方言。方言不是时代的对手。其实，谁又不在时代面前被揍

得鼻青脸肿呢？

　　——敬文东 《方言以及方言的流变》

　　2004年7月，韩沛玲来到了江苏常熟。作为汉语方言研究专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博士，她关注方言已经很久了。

　　在常熟市的辛庄，韩沛玲耐心地和多年前嫁到这里的唐惠珍一起读字，做方言调

查。

　　“饭咸了的‘咸’怎么说？”“帮助的‘帮’怎么念？”韩沛玲认真地记录着她

的发音，津津有味地体验着吴侬软语的妙处，也惊讶它与自己家乡话间(韩是山西人

)的差异。

　　这是一次付费调查。唐惠珍可以为此领取酬劳。她每天早上七点来，下午四点走

，一个星期内，要念两千多个字。

　　唐惠珍非常符合方言样本的条件：50多岁，文化低，没有出过远门，这意味着她

说的辛庄话属于“绿色方言”，没有经过污染。

　　调查几乎是一个趣味盎然地相互娱乐过程，韩沛玲收获颇丰，唐惠珍也觉得是一

段不错的经历，她一面自嘲着“太土了”，一面搜肠刮肚地寻找她觉得比较土的故事

，比如“穷人装富”，“三兄弟评戏”。

　　唐惠珍对自己有可能起到的作用无从知晓，那些连她自己也瞧不上的土得掉渣儿

的辛庄话将被注明国际音标，然后装订入册，“很多年后，如果辛庄方言不存在了，

按照现在这些音标，也还是能够把它读出来”，韩沛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

只是一次例行作业，但她希望自己做的工作，客观上能够起到保护方言的作用。

　　只是，韩沛铃认为自己的力量太有限。她无奈地承认，方言的萎缩几乎是不可阻

挡的。

　　方言，正在消失的物种

　　无论是文字的传说者还是研究者，无论是无形的预警还是有形的抢救措施，对于

方言的保护而言，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汉语方言的尴尬现状。

　　“我们对方言已经越来越陌生。在这个一切都被简化、被‘缩减’的时代，要走

入一个方言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

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1996年，

当时还在读书的敬文东就在一篇评论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于

方言的隐忧。

　　敬文东认为，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对方言式微的趋向已然有了宿命般的

忧虑，在其出版的《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一书中，“方言”符号转化为弱势文化的全

权代表。

　　“方言的出生、发展和消亡，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较量，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全

球化的年代，必须要有一种公共语言交流。”

　　尽管认为语言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但是和同龄人一样，敬文东所

有读写和思维的语言也早已经是普通话的意境，他能够保留的只是对于家乡话的尊重

，“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

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我终生热爱这鲜活

、生动、充满野性的一幕。”

　　方言的危局早已是学界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垒认为

，如果把各种方言看作各种话，就会发现有些“话”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特别是那

些复杂难懂的方言。他举了福建省的例子，福建境内的方言差异特别大，近年来那里

的方言也消失得极快，不过，要具体到哪一支小的方言语种在消失，还无法做出确切

的统计。

　　“中国地方太大，语言太复杂，我们现在能够摸清楚的只是以县城为主的方言”

。周垒说，县以下的乡村，正是方言流失的源头。

　　只有在普查的时候才能知道方言的处境，而上一次大型方言普查还是上世纪50年

代的事情。

　　方言的城市化困境

　　虽然无法确认方言的“死亡名录”，但是周垒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范围、语言的

使用人数、语言的使用环境这三方面来看，方言正在濒危，而从这个意义上衡量，如

今的濒危方言早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人数少的语种，而是已经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

市规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

　　城市方言濒危的第一表现，就是语言环境的极度收缩，周垒说，表面上看，在上

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

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

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

　　他认为，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

汇贫乏。

　　专门研究上海方言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举出了佐证，根据他的统计，上

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

已消失不再用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

的环境。

　　城市方言的第二个困境来源于年轻一代的疏离。事实上，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的

熟练程度早已超出方言。

　　钱乃荣介绍，反映上海的小学生不会说上海话(英语说得更流利)的呼声很高。其

他城市也是如此。

　　浙江金华市曾经做过一个金华方言的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

都会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

.65%。学好方言不如学好英语，成为金华小学生与家长间的默契。

　　远在福建三明市的女孩陈荔则完全不说家乡话了，一方面是父母没有要求，另一

方面，她自己也嫌三明话太土，如今，她对家乡方言的了解只限于听得懂。

　　西安外国语附中初三学生吴雨婷运用方言要稍微好些，她用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

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80%的时间都是说普通话，但在给老家人打电话的时

候会说陕西话。

　　和吴雨婷一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经常是“刚说完普通话，又要说老家话，有

时候都有点变不过来”。

　　徒劳的拯救？

　　富有独特魅力的汉语方言正从南至北，从东到西，在一代人身上出现断层。

　　周垒把目前的方言濒危比做是物种消失，这个过程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几年的时

间。他认为目前急需要提早对我国使用人数比较少、面临濒危的方言做一次全面调查

，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

　　对于使用人数众多的方言存在的萎缩现象，周垒则建议实行“方言普通话”的尝

试，他认为实际存在并流通的是各种具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话，即一种方言的变体，方

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应该是“普通话既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

　　不过，周垒也表示，语言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保护

濒危语言，也仅仅限于用笔记录下来，有了录音技术后，可以留下录音资料，但也不

能够维持其作为交际工具的存在。其原因是在语言的发展、消亡面前，人类是无能为

力的。只能够通过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它的消亡。

　　与积极的人工救护相比，青年学者敬文东则更寄希望于汉语方言自身的调节适应

能力，他把方言的生存路线比喻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与多年前钱玄同对于

方言的描画恰恰不谋而合，“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

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本刊记者/罗雪挥

　　方言的话语空间在无形中消失 平等对待才能拯救方言

　　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 保护方言即捍卫文明

　　方言的片面性繁荣：搞笑闹剧即是繁荣？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

[Quest]

有很多人就是没搞清楚，方言是什么东西。所以才写出了《自恋方言非大度》《说方言不文明，是陋习》之类的文章。

自恋方言非大度

仍以为讲粤语高人一等，一些媒体及广告上“讲”的有时令人一头雾水

本报记者　刘虹

　　个子瘦小、身着西装、讲一口“珠江牌普通话”。时至今日，这仍是不少影视小品塑造的广东人的形象。虽然对此极为不满，广东人却不能不为这一形象的产生而负责———在广东，语言文字规范的程度滞后，对广东的对外交流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刚从北方前来参加完广交会的李小姐自述广州之行闹了不少误会：在人多之处，老听见有人在叫“姐姐、姐姐”，开始以为是叫自己，后来才明白是广州话“借一借”（让一让的意思）；有一次索取一份资料，对方告诉她“有牌等”，她以为要有什么资格牌证才能取，后来才闹清楚对方是要自己“等好一阵”；天桥、车站的指示牌将“下”写作“落”，则让她觉得很滑稽：“广州人都是从桥上、车上掉下去的吗？”

　　很多初来广州的人都遭遇过与李小姐类似的误会，甚至产生不愉快。虽然早在１９９２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发文大力推广普通话，然而１０年过去了，广东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公务员是推普的重要窗口，不少省市领导都身先士卒大胆说普通话。但在很多基层县市，日常办公、开大会、发布通知甚至新闻发布会、接受电视台采访，仍以方言挂帅；上海、福建等七大方言区中，仅有广东电视广播目前仍用方言播音，而广东的报纸也常出现一些外地人读不懂的方言标题。不少广告借方言抢“眼球”，令外地人看罢听罢一头雾水；广东不少地区学校长期以来教师习惯于用方言教学，因此造成语文始终是广东高考考生的弱项。

　　目前正在开展的教师资格认证工作中，很多教师在普通话等级测试中败下阵来。广州市大约只有６０％的教师普通话达标。

　　不少广东人至今仍觉得说方言高人一等，或以与港澳交流需要为由，拒说普通话。实际上，港澳学习普通话已日渐成风。今年初，香港有多位议员全部用普通话发言，提案引进教师解决普通话教师紧缺、增加播放普通话节目等。

　　语言文字的规范程度往往与该地区的经济发达、对外交流、人才引进程度成正比。以顺德为例，前几年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说“德语”（顺德话的戏称），如今却争相学说普通话，这与顺德经济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当地不无关系。反之，一位博士从外省被高薪聘到汕头工作，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便，无法融入当地人际圈，孩子说普通话被同学瞧不起。博士坚持了一年，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做文明广东人之审陋习②

　（《羊城晚报》2002.5.5刘虹文）

我们称之为反客为主。好等她到时候因为广州话说不好时不会受人白脸。

整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下多一点儿功夫学我的语言，好等日后方便我在这儿的生活。”这是殖民者的态度吧？

到那个地方就学那个地方的语言，天经地义。方言误会出一两次就习惯就明白了。不可能要几千万人去放弃自己的母语来迁就她的一时不便吧。

电台电视台如果全用了普通话，有人听有人看才怪，不符合经济利益。说方言阻碍了广东的发展吗？完全不见得。全是笔者自负和轻蔑的一番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