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長大就老了

[skylee]

讀報得知有一在港中大畢業的大陸青年向台灣天下雜誌投稿，但文章剛刊出作者就表示「有顧慮」要求撤回(見圖)。文章是好文章，於是找來公諸同好。

 

剛從金鐘回來。走到添馬公園，朋友說，這大草坪，多好。

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陸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的大陸朋友，快要走到關係盡頭。他們不是腦殘，也不是白癡，他們是大陸或香港或外國一流大學畢業的研究生、博士，教育背景很好，專業遍涉文理工商社科醫法。他們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人，只是對這一兩年在香港發生的事，和我的看法、感受越來越不同。我沒有和他們絕交，但我知道，有些選擇註定此生不同。

我一直在想這是為甚麼，我嘗試回憶他們談論這些時候的言語措辭、表情語氣：

懷疑虛無的說：總以為真理在自己一方難免一葉障目，誰都不要覺得自己是對的，爭取的東西一定是好的。藍圖有很多種，民主未必是好的。

深謀遠慮的說：我尊重他們在做的事，但這樣在策略上是無效的，只能導致更大的混亂。

利益考量的說：經濟永遠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香港沒有籌碼，在地緣政治上，世界局勢上，它都是弱者。（好像一切不義的事情在這裏都應該被默許，因為它是彈丸之地）

沒有人喜歡被揭短，尤其當內心深處知道這是短。當他們離開中國大陸，總被人問，你知道六四嗎？一連串名字、事件拋向他們的時候，他們不會覺得這是善意的疑問。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挑釁，對他們判斷力的挑釁，智力的挑釁，於是年輕的知識精英們對此非常鄙夷。他們會自信的說，我的國家很好。內心的不確定和空虛，也會化為一種憤怒：你憑什麼站在道德高地上，用這樣的優越感質問我？！

大陸人對苦難是有共鳴和感情的，對於那些他們認為屁大點事就鬧的地方，很看不慣。同樣都是人，我們一直這樣生活也沒見怎麼樣，你憑什麼。我們有地溝油、毒奶粉，我們還是長大了；我們小學戴紅領巾，大學考毛鄧馬，寫的文章、做的雜誌也比你們強，拿到外國名校offer的也比你們多，你們憑什麼。文革過去也有楊絳、木心這樣高貴的靈魂，極權國家反而有更豐富、優秀的作者。你們長著一張沒有被欺負過的臉，過著媚俗的生活。

他們覺得只有忍耐，深深的忍耐，在自己盡可能的範圍爭取生存，博弈，有一天才有資格有資本和世界說不。他們說這條路很漫長，你們急什麼。百年大計，豈容一時激進而毀於一旦。

去年，朱嘉明先生來中大，和盧思騁、張秀賢對話，題目是：關於理想的世代對話。他說，在歐洲教書這麼多年，每次回到中國，那裏的孩子總是那麼沈重，沒有歐洲年輕人的熱情和輕鬆。（我第一次見到這種熱情和輕鬆，是在台灣）他說，你們這一代沒有經歷過政治迫害，沒嘗過饑餓的滋味，為甚麼活得這麼沈重，好像時刻在憂慮生存。如果父母吃過的所有苦，變得富裕了，是為了告訴孩子，你應該像我們一樣隱忍，才能不再貧賤的活著，那真的太悲哀。

是，我們在還沒長大的時候就老了。這樣的印記太深太深，難以擺脫。他們說世界只認得那個成事者，於是他的手段也都是策略，變得正當。一個理想主義的loser註定會後悔的。他們不相信沒有經濟保障，可以過有尊嚴的生活，不相信正直、公益、不求回報。他們不能明白，西西這樣的作家，許鞍華這樣的名導演，也可以安於不買房子過著普通生活，他們不能明白，文人不做公知沒有圈子，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因為確實沒見過，見過也被騙過。

我想起《過於喧囂的孤獨》的結尾，面對進步的系統，無可逆轉的時代，廢紙打包工漢嘉最終把自己打包了：「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廠的地下室捆白報紙，我像塞內加一樣，像蘇格拉底一樣，我選擇了倒在我的壓力機裏，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說在這裏升天。雖然壓板已在擠壓我所在下巴底下的雙腿和其他部位，我拒絕被趕出我的天堂，我在自己的地下室，沒有人能把我從這裡趕出去，沒有人能把我調離這裡。一個書角頂著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來，我彷彿註定要在自己製造的刑具上認識最後的真理。」

今天我的選擇純屬個人選擇，你甚至可以說它處於某種自私，它不是行動策略，沒有想過要為大多數人的明天。但這是我的選擇，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甚至不苛求你理解的選擇。

明天很令人擔心，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今夜，還是祝所有人晚安。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大陸青年，曾來台交換學生一年）